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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昭通回族源流和陕西渊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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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 23:13: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云南昭通回族源流和陕西渊源

                                 (一)




一、唐、宋时期

        公元七世纪,在亚洲东西两端同时出现了两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一个是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基的大唐帝国,一个是以伊斯兰文化为立国根本的阿拉伯帝国。大唐帝国的文化西越葱岭,向中亚一带深入,而阿拉伯文化则东穿黑海和草原,也向中亚一带传播。古丝绸之路的商业交往成为两大帝国联系的契机,而丝绸却成为两种文化交流的纽带。阿拉伯语称中国为“逊尼”,它的意思就是丝绸之国。两个文明大国终于在沙漠的绿洲间各自获得了对方的信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所有信息后,向穆斯林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当前去学习。”这无疑是知识的一道彩虹,是通向中国的一座友谊的桥梁。在先知睿智的召感下,阿拉伯派遣出向大唐皇帝致意的使臣,派遣出大批以交换为任的商人。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络绎不绝地奔走在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上,纷纷扬扬地来到东方第一大城——长安。

经过许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便长期居住下来,在异国土地上娶妻生子,招夫纳婿,一代一代地繁衍着种族。为了生活的方便,他们聚街而居;为了过宗教生活,他们在聚居之处兴建礼拜堂,“小集中”的局面就这样形成。

       经过唐、宋时期的蕴酿,定居中国的西域人至少已经历了二十多代,取得了“土生蕃客”(侨民)的称谓,他们对华夏文化不仅适应还有较深的了解;他们的人数已经不少,而且分布呈“线、点”的推移。一般来说,长江以北,从长安推向郑州、开封、洛阳、济宁,然后沿运河南抵扬州;长江以南,则沿南海、东海、从广州到泉州、明州、杭州,然后沿运河北抵扬州。唐、宋时期,扬州成了中华穆斯林最集中的城市。

       回族先民来源于阿拉伯、波斯、中亚这一事实,不仅为历史文献所证实,而且也为昭通回族的许多家谱所证实。

       蔡家地马、下坝马、松林马、陕西马、马家屯马、陆良马、海子屯李、阮、米、锁、虎等十多姓的宗谱,对各自先祖从西域来华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记载。据《陆良马氏族谱》(包括“河西马”)的记载,该族在隋朝(589——618)即已进入中国:

      (族)移民,由(西域)至东(东土)渐自隋朝,籍贯陕西熟皮巷,移居应天府,南京籍。

       据马良益先生称,该谱系根据立于贵州威宁鸭子塘的祖碑写成(碑毁于文革期间),详见《昭通回族历史资料》。那么昭通陆良马姓(包括河西马)及知识界中一些人认为回族先民在隋朝时期进入中国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

     《明史•西域传》根据《通典》、《新旧唐书》的《西域传》说: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干葛始传其教入中国。迄于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诚然,伊斯兰教在隋文帝开皇中期就已传入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0(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开皇年间,他20岁上下,曾走南闯北,一面经商,一面观察社会,增长见识,属于伊斯兰的酝酿时期。到了大业六年(610年),他四十岁,正式奉天启创立了伊斯兰教,这时,隋文帝已辞世10年,而大业也正是隋朝的兴旺时期,有西域人进入中国是有可能的。但西域人进入中国并不等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大业时期来华的西域人即皈伊斯兰教则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下坝马姓、陕西马姓、都民军马姓、海子屯李姓、米姓、锁姓等宗谱则认为他们的先祖来自唐太宗贞观年间。

      《昭通下坝马姓族谱》说:

       旧谱其溯源由来,上悉渊源,幸得踪有据。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国。贵圣在位,兴教劝化,(时当)唐贞观元年,唐王夜梦感悟,钦差唐王驾下大臣石棠奉旨西域国,晏请贵圣驾下臣员葛师爸爸来至中国,随从三千人马,奉旨迁居陕西长安府内仓门口,建修清真寺,迨后流派繁衍,分迁居于西安府各处。

      《陕西马姓族谱》说:

       起祖相乾公,原籍西域国居住,因唐朝外藩未宁,内宫不安,四季反常,五谷欠收,而人心惶惶。某夜,唐皇梦见西方回回进宫与王交谈,并献安邦治国之策,辗转之下,异常畅快。次日设朝,即派使臣往西域国传递国书,西域国王(穆罕默德圣人)派遣葛师随同使者来到陕西长安城。俗云“三千换八百”之故事也。此后我国顺民即住中国,协助太宗平定四方叛乱。……我起祖就住陕西省灵陶府内。

      《马氏族谱历年间叙〉(陕西马姓)说:

       我族源起西域,唐贞观年间来到中国首敕囗奉住陕西西安,后才移居甘肃,故我族姓氏便命为陕西马。

       明确说祖先来自唐朝贞观年间的尚有锁(所)姓,其昭通大蒿地坟山《锁姓碑文》说:

       鼻祖原名冉,唐太宗李世民从母罗梭请来,移陕西长安城内,受唐主钦赐封参将(将军)世职,后派往固原柳树巷白塔前(见《昭通回族社会历史资料》)。

    而《锁氏家谱总序》所述则略详于墓碑:

       鼻祖源远流长,唐……遣臣石棠至西域,……往母鲁素,奉请……穆圣后派遣与众族来东土,先祖住陕西长安门(城)内,受唐主钦赐封参将(将军),世职。后又派往固原柳树巷白塔面前。

     “母罗梭、母鲁素”系同名异译,滇西一带回族有的认为先民来自“鲁穆国”,“鲁穆”可能就是“母罗梭”音译的变异。

       昭通回族以为先民系唐贞观年间来华之说外,尚有延和、天宝二说。

      《蔡家地马姓族谱》说:

       至延和初(公元712年),奉命来中国,蒙唐皇建寺安置,落籍太原,仍封袭号,宠礼上宾,以大师名家。厥后,宋、辽治兵,(女)真乘衅,宋、元鼎革之交,以兵燹,故(离)中原,祖居固原柳树巷。

       继云:吾祖实起自委里阿式麦克城,阿波斯爸爸之后裔,阿波斯兄弟十人,乃吾贵圣亲叔父。阿波斯雁行第六,后裔兄弟四位来东北(土),是唐延和初来中国。

      “延和”为唐玄宗即位二年后五月间所改的年号,旋即改为先天、开元,距天宝尚有30年。至于家谱所提到的“阿波斯”,有的史书写为“阿拔斯”,《新唐书》和《文献通考》又写为“阿蒲斯”。对此,《大师马家谱历时系统图考大司马氏渊源史考》说: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树之有根,水之有源。知其先后,则道原矣。……穆罕默德之亲叔父阿拔斯乃吾鼻祖也……居为将,圣世后裔,生于高贵圣人之家。曾孙阿拔斯乃阿拉伯第二王朝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开国之君,建都巴格达,世袭五百零八载。吾族起始祖公讳泽源,乃穆罕默德亲五叔阿拔斯第四十二代孙,是阿拔斯之曾孙艾卜阿拔斯国之第三十八代孙。

        持唐玄宗天宝年间(722—755)进入中国的有马家屯、松林马、虎姓等。

      《马家屯马氏家谱序》说:

       唐贞观(天宝)时,安禄山叛乱,国政乱如丝麻,玄宗避兵西蜀,郭汾阳来请我族援助。我族本至圣之遗训抑强扶弱之精神,慨然义助。无几何,国泰民安。玄宗回銮长安,再三挽留我族,于咸阳建筑王府,敕封首领为咸阳王,优裕我族,此为我族之入中国籍也。当是时也,宣扬圣教而人才稀有,(乃)派人回桑梓,聘请邃于经学者,来至中国以掌教。(但)我祖根,原住于近东不花次城,为大教长职,亦在聘请之列,此我族来至中国之始祖也。盘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

       本至圣传教之训条,宣扬教化清真(多词妙序泉涌),授其教者,馨沐降服。人才之多,硕然荟萃,胤胤相传。

      《松林马姓家谱序》说:

       盖闻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水欲流之远者,必依其源。……我祖先原为西域圣裔,于天宝元年春来至中国,居陕西西安,传圣道立清教多年,唐皇乃命工部督匠,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用天经教化民众。……我祖先姓马者,是波斯文之词首,音同汉语之马而来。以因唐皇封为太师,故有太师马之称。……因子孙繁衍,始迁各方,唐皇乃命我祖移住固原府寺口子居住,系名门望族。

      《松林马氏族谱新序》说:

       祖先则为子孙之本源,不可不究其源,循其根。我先祖,据传原系阿拉伯穆斯林,于天宝年间来到中国,寓居陕西长安。先祖姓马,是因阿文名字的词首音与汉语马字同音。后由于子孙繁衍,始分别迁往他处。我族先祖迁往陕西固原府(宁夏回族自治区)寺口子居住,遂发展成为该地名门望族。

      《虎姓族谱序》说:

       唐王奉请西兵,镇压国土,征剿四方匪徒,吾祖奉请来朝。唐王亲封虎威将军。……平服之后,封赐采邑于陕西西安府红弯子,故由此,子孙永远姓虎。吾祖世代住陕西,以后子孙繁衍,各居一方,有过广东者、山东者、又有山西、湖南、湖北、四川诸省。吾祖之居住陕西,世代久远,由唐至宋、元、明、清,千百余年。

        此外,李姓、米姓等家族,都自认为先祖从唐时进入中国,唯具体年代不详。

      《海子屯李氏家谱序》说:

       追溯吾先祖由来,原系西域阿拉伯,至圣兴教劝化执政时期,于唐朝奉诏,随遣贡使抵中朝,受赐奉安,居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仓门口,继迁徙于固原州平凉府李旺堡。

      《米氏家谱序》说:

       盖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惟光前之盛,而有裕后之兴也。我族原系陕西省汉中府南郑县塔耳巷。考其原来,祖籍西域,自唐奉命来于中国,命居陕西,世代相传,其荣世者,不可尽述,所叙耳,沧海一粟。原祖世代,扶帝治国,修身齐家,有功家国,帝爱如珍,但祖辈传家,耕读为本,坚辞爵禄,帝拒辞未许,世代受爵。

       以上二姓并杨、段等姓进入昭通的时间虽有参差,但在追述祖先来华的时代则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唐时,这种口碑的说法已成为民族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根据上述,可知昭通回族中的一部分实系唐代“蕃客”和“土生蕃客”的后代子孙。例如唐代长安有熟皮巷这个地名,表明当时的蕃客所从事的职业是“皮革”,而昭通回民有许多家族都是出名的“皮革世家”,昭通西城毛货街即因之而得名。从熟皮巷到毛货街,表明蕃客(回族先民)有其源远流长的职业。

       唐初,政府轻徭薄赋,采取了一系列使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开放丝绸之路,从而将大批西域人吸引到中国来,或经商,或传播文化,或交流技术,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开放浪潮。当时穆罕默德圣人通过伊斯兰教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其后继人阿拔斯帝国,则将伊斯兰文化传播到毗连中国的葱岭以西地区,并且相继传入中国,而陕西则是回回先民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站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陕西西安是回族先民的发祥地,因此昭通回族言必称“陕西”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文献(包括家谱),还缺乏回族先民进入乌蒙山区的记载,民间也没有这样的传说,这是值得注意的。






                                                                                             根据李正清先生“昭通回族源流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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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 23: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元朝时期

       元蒙时期,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随着蒙古铁骑移入中国,出现了回回先民移入东方的高潮,人口之多和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在这个时期,回回先民首次进入昭通,通过从军、屯垦等活动方式和分布于其它地区的先民一道,按照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演化而为回族。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从宁夏进入甘肃,经六盘水集结于临洮,进入到四川北部松潘以后,便兵分三路直扑大理。大理国统治者段氏凭苍山、洱海的天然地势拒守不降,经过激烈战斗,元蒙大军终于一举攻下大理,消灭了这个割据云南三百多年的民族政权,完成了扼长江上游以制南宋的战略部署。

       元蒙十万大军中有来自西域的回回军约五万余人。他们“性强悍,作战勇猛,骁勇善战,所向报靡。”(《大理古佚书钞》李浩《三迤随笔》),在攻下大理城的战役中立下大功。大理攻陷后,元世祖亲拨回回军四千人留守,在大理南北五里亭屯回部各一千,龙首、龙尾城各一千,军属三千。军饷由大理路供给(《大理古佚书钞》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其它回回军则随蒙古大将兀良合台征讨滇中、滇东以及川西南、黔西等地尚未臣服蒙古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先后平定合剌章水城(禄劝)、罗部(罗次)、昆泽(宜良)、押赤(昆明),初步稳定了云南形势。接着又兵分两路,一路攻下秃哥赤(贵阳),一路攻罗罗斯(西昌)。控制了原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的全部疆域。每攻下一个城市或战略要地都分别派遣回回军参与留守,尔后云南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即始于这个时期。

        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兀良合台受蒙哥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昭通),攻下由秃剌蛮(土僚蛮)据守的四川筠连等三座城市,攻破长江以北的马湖(雷波、屏山),直逼叙府(宜宾),与宋将张都统兵三万激战,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通道嘉定(乐山)、重庆、合州(合川)与四川会合。完成平定马湖江的任务后,沿旧路,经乌蒙返回云南。(《元史•兀良合台传》兀良合台援川战役,虽也在攻城夺寨,但对乌蒙来说,纯属过境性质。援川蒙古军中有回回军,自不待言。返回云南时有没有遣回回军留守,尚缺资料。但是,不论怎么说,这是回回先民首次进入昭通的历史纪录,应该引起重视。

       根据《元史》记载,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十二年间,因蒙古的政治、军事文化与乌蒙山区以彝文化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碰撞,导致了彝民的不满和反抗,致使元朝政府多次派兵前来剿抚,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回回军,这是回回军无法回避的历史苛派。这就是说,为王前驱、讨伐反朝廷的政治集团或地方民族势力是回族先民进入昭通,及至落笈昭通的历史原因。

       不过,应当看到,军事职业却为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直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得从回回先民的族属说起。

       昭通回回先民系来自大理的西域人。那么西域人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大理古佚书钞》的《淮城夜语》以为回回军系“色目人”,“皆来自波斯、突厥部”,就是说,被称为回回的色目人分属于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各具有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但却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即《淮城夜语》说的:“信阿拉,尊穆罕默德为圣。……忌酒、不食猪、螺、黄鳝。……作战勇猛,以死为荣,至阿拉神殿安适。”所述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典型特征。蒙古王公贵族按照回回兵宗教信仰的这个特点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编制为有严格纪律的军事组织,过着共同的军、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十分便于管理,对完成军事和其它任务起到了良好效果,同时对军事组织素质的提高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大大地促进了宗教礼仪的规范和整合,各种各样的殊方异域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的影响下逐渐向统一,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日积月累,“认同感”在方方面面不断强化,一个崭新的社会群体即将跨进民族范畴的历史门槛。

       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昭通回回民族的先民,马不停蹄地从西域来到中华,从北方走向西南,从大理走到昭通;从金戈铁马的戍卒到扶耧弹鞭的屯垦,最后,由军户演化为编民,成为乌蒙山下的穆斯林回族。对于这一段历史渊源,《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说:

       回民之来昭,据旧志所载,实起元时,以兵屯田,多半皆系回人,后遂流落于此。

       据彼教中人言,(伊斯兰教)流传已数千年矣。至隋时,有穆罕默德,奉真主之命,在土耳其讲经传教,后始流入中国。考《明史•外国传》:有默德那,即回回祖。国王谟罕蓦,亦作默德,生而圣灵,臣服西域诸国,国久尊为别谱援尔,译言天使也。隋开皇中,其教即传入中国,后安、史之乱,回纥出兵五千人,相助灭之,遂多留中土,其教遂散在四方。昭之回教则自元时派兵屯田,流落于此。

       邱树森先生在论述元代云南回族的来源和发展时,引用了《昭通县志稿》的有关论断(见《中国回族史》上册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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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1 23:15: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望滇南 于 2019-11-1 23:17 编辑


三、明朝时期

       明初,随着明王朝对西南的用兵,四方回回又一次涌进云南,贵州乌撒是回族进入云南的第一个站口。早在元代,乌撒、乌蒙宣慰司就驻在威宁,主管乌撒、乌蒙的军事政治和屯田事宜,该司“秩从二品,每司宣抚使一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正九品”(《元史•百官制》)。宣抚司以下中级官员多由回族担任。威宁不仅是政治中心,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回族进入西南的首批聚居地。元未两次战争以后,一部分乌蒙回回屯户退到这里,或继续军屯,或转为农户,有少数衣食难济的则成为土司的佃户。政治、经济状况与元初相比已经大大不如,只缘时间较短,所以还没有达到冷落萧条的地步。

       公元1831年(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左副将兰玉、右路副将沐英,领步骑兵三十七万,从四川永宁下,进军云南,与云南右丞实卜(土官)战于威宁,实卜投降,明朝即以威宁为据点,左控乌蒙、马湖、罗罗斯、芒部、永宁,右制水西、顺元诸部,并筑城乌撒(《明史•傅友德传》)。次年四月实卜复叛,平定后,明王朝当即决定:“赤水立一卫,毕节立一卫,七星关立一卫,赫章、迤那(今昭通东四十里)、瓦甸、迤北分中立一卫,”同时部署“东川之兵驻于七星关之南、乌撒之北,中为一卫,其粮饷,则东川之民给之。自以南至七星关为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给之”(张紞《机务钞黄》)。如此部署,军事问题暂行得到了解决,但粮饷仍然非常紧张,遂又决定使戍兵屯田,“傅友德命其子为屯田长,屯垦北关至下坝一带;监军王绳武屯垦大桥(今称杨凹桥)一带;管成垦乌木屯一带;费诗屯垦二屯一带”(《威宁县志》见《贵州文丛》1982.1期)。而兰玉、沐英等都是跟随明太祖起义的江南回族,所带兵丁也多系回族,奉令屯田后,屯田事业在元朝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今昭通回族的家谱对这一段史实都有较为详尽的纪录。

      《下坝马姓族谱序》说:

       吾太始祖公讳无稽,于大明洪武二年(按应为十四年或十五年)受参戍(钦大降),补乌撒卫千总(侯)。自陕西西安府长安县高坎子柳树湾奉委升迁贵州大定府补任乌撒(钦),护守军门,遂先乌撒卫,建宅茔于城北外下坝狮子马金等山。

      《马家屯马氏族谱序》说:

        我祖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本至圣传教之训条,宣扬教化清白(真),多妙词,序如泉涌,授其教者,馨沐降服,人才之多,硕然荟萃,胤胤相传,迨至明洪武十四年,边省云贵多事,我世祖衣戎南征,有功于国,封为将军之职,卜居贵州威宁县马家屯。

       《马家屯三公世系碑记》说:

        三公讳超、讳越、讳起,昆季三人者陕西平凉府固原柳树湾马氏望族也。其先始祖公于有明洪武十四年,从丽江王傅公(友德)节征云南,道经贵州,一路望风效顺,安抚得宜,始祖以军功留守乌撒卫,(晋封)建节将军,世袭罔替,历二百余纪。至天启二年,水西安邦彦作乱,宜(迭)遭兵燹,家谱失迷(觅)……

      此外,《鲁甸胡寨遇选祖碑文》说:

       公讳遇选,时昌威郡,世祖元龙公之次子也。洪武十四年,由陕西柳树湾来游贵州,落籍威郡洋汪桥(今讹为杨凹桥)广积德善,十余传,而子孙振振绳绳居焉。威邑郡人号称为马家屯。

       又,大关县高桥区《马公讳贤图之墓》说:

       壹血(窃)闻孝之至者终必慎,思之深者渊源远。(公)西犹(域)国之人也。考公先代,原籍平凉,自洪武十四年随军到威洲(州)属之马家屯。高祖寅龙,长子遇魁,次遇连,授职杨丰千总。

       又昭通得马寨《马和文墓碑》说:

       盖闻马公和文者,原籍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明朝开基,随军出征,分到威宁马家屯,创业此乡得马寨。系先君贤图之子也。

       昭通《松林马姓族谱•朝珍公碑文》:

       先祖马能,陕西固原寺口子,望族。马骏自洪武时平滇,以军功留守乌撒卫。至明未,迭遭兵燹,家谱失觅,不可考。

     《元位祖公碑文》、《建藩祖公碑序》则谓“自洪武年间移居威宁乌撒屯,世居卯官屯。”或谓“自明洪武间从军乌撒卫,世居威宁之卯官屯。”据以上碑文及旧谱,《松林马氏族谱序》(新序)说:

       明朝洪武十四年,先祖马能、马俊二公随军南征,战滇黔,留守乌撒卫。世居威宁城内,祖茔在城西火龙山。……为避战乱,我九世祖鹏鳌、俊起及钟灵公后裔迁居威宁城西杨万桥。

      《威宁杨旺桥清柯山虎姓登龙祖碑序》:

       吾祖生三子,小祖公落四川成都华阳县,讳不可考。大祖公自公,二祖公自强,由洪武年间奉调来黔,开辟乌撒、盐仓,平定后,兼任贵州巡抚部僚,报领葡萄井丰登山地二型。

       而《虎姓狮子山封山碑文》则说“明末奉征剿川黔,戎务。”恐“明末”为“明初”之误。

       根据上引,可知“下坝马”姓、“马家屯马”姓、“松林马”姓、虎姓等四姓,其先民都是洪武十四年前后来平定滇黔的中下级军官,军旅毕,留乌撒为官,数代后,成为威宁回民中的名门望族,直到清初。

       除军官外,大量的是兵卒或一般平民。《海子屯李姓家程•威宁海子屯四楞碑序》说:

       我族先祖李公讳国安于洪武十四年来自陕西(按为兰玉旧部),随军抵威宁,事峻,即落业于海子屯。

       鲁甸岩洞《凤仪山四楞碑序》与上文略异:

       公讳李国安,祖母谢氏,始祖粤稽其先,起籍陕西省固原州人也,身到威宁阳观山安居乐业。

       李姓传到第三代“启字辈”,家业兴旺,挤身入仕林。海子屯李姓启能授武德将军,启檀授怀远将军,启唐授骁骑将军、武功将军,启明为武训和武义都尉。为从平民到望族的典型。李姓移居昭通、鲁甸后一直为回族望族中的首姓。

      来威宁的回族平民中尚有锁姓。《锁氏宗谱序》说:

     “洪武年间,先祖明德、新德二公奉旨调派威宁州城,后领土杨旺桥落业居住。至今子孙繁衍,移居四方。”昭通大蒿地《锁姓碑文》也说:“洪武年间,余祖奉旨调派来威宁杨旺桥筲箕湾居住。”

       明末,因从事经商贸易而落籍于威宁的为“蔡家地马”姓。《大师马氏家谱序》说:

       洪武十六年,有翰林院编修马沙者,系鼻祖之后裔,因讲解西竺(域)所贡天经(古兰经)八卷,蒙明主见喜,仍敕封大师之职,继美于鼻祖,所云明哲之后必有大渭(贵),此也。其后世,历代相承,或以文兴,或以武仕,代有其人。……迨至明熹朝,忠贤矫旨,包藏祸心。吾家来威宁之起祖公讳泽源,窃窥其弊,守道不仕。于天启二年由柳树巷假贸易为名,客游于黔,不一其年,以待世清,始归来。讵意帝位靡常,将厌明德,钤启清朝,加以闯贼首炽乱阶,兵戈云扰于中原,篡逆风尘于上国,于是落业威郡不作归计。

       蔡家地马姓,经济实力雄厚,崇祯年间即有守备马泽源,迨迁到昭通后,为回民中之望族。

       明朝一代,乌蒙与乌撒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机构设置都完全相同,但乌蒙土司(乌蒙军民府)有较强的保守性和拒外性,不适宜于屯垦,更不适宜于经商。这与回族的特点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居处乌撒的回回虽与乌蒙近在咫尺,并不移入,最多只有一些商人作些流通的买卖罢了。但是,为了控制乌蒙,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曾经设过乌蒙卫(《嘉靖贵州志》),同时置“乌蒙军民府”(《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年(1387年)“诏以长兴侯耿炳文所部33000人,由回族将军马烨统率,屯戍在大关、昭通、鲁甸(《太祖实录》卷186、188)。杜文秀《古兰释义附录》)。从此,南北两方的回族荟萃于乌蒙山区,使这里成为西南回族人数最多的聚居区。马烨调任贵州都指挥使后,也有回族将领继续来乌蒙屯守。杜文秀《古兰释义八千题附来源》一文说:

       (赛典赤)三十八代马文英之后马文衡后裔马德崇(按:据《赛典赤家谱》马尚文家藏本作“马德宗”)入昭通为政教总管,分支各村,到明朝更有众多回回充实。

      《赛典赤》家谱马尚文本也说:

      (赛典赤)三十八世等三支,祖马文衡,四子马德宗(崇)始入昭通。……昭通马仲鹏、三十九世祖分支德京之后。

       马德崇、马仲鹏都是赛典赤后裔,明代在昭通为官后,其子孙都留在昭通,马文衡还为昭通“政教总管”。可见明代并非没有回回。

       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刧,混将头人拷比”(《世宗实录》),激成民变,时“乌蒙商民万计”(《圣武记•西南夷改流记》)其中有不少的回族,多半是明代遗留下来的。

       综上所述,明朝是回族进入昭通乌撒的第二高潮期。《滇云历年传》卷六说:“傅友德留兵守御乌撒、乌蒙等处,会师中庆。”看来是有根据的。

根据李正清先生“昭通回族源流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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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 06:56:06 | 显示全部楼层
考证的很详实了,如果是昭通人应该会很有感应,很感兴趣。

不过我以为元代这部分会把赛典赤巴巴大书特书呢,不是传说他的后人有十三支“马”分布在云南各地么。
结果后面突然出现了赛典赤巴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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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 13:12: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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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 23:16: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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